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
1968年7月28日，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“造反派组织”的领袖。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“工人宣传队”进入大学。就在结束谈话之前，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，他说：

“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。刘少奇、薄一波几乎死了，得了肾炎、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四 种病。四、五个医生抢救，两个护士才救过来，脱离危险期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”

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，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，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。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，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。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，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。

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《胜利的鲜花献给您》中提到，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，请求见父母。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，批示的开头一句是“父亲已死”。

从这个情节可知，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，也是亲自控制的。

另一个例子，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，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，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。但她后来也被监禁。据《我所知道的叶群》（官伟勋，中国文学出版社，北京，1993,180页）说：

“1974年7月31日，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，做了批示：‘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，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，她和死党有区别。’”

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，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、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、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，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，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，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。

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、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“整死”。

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，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。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，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、辅臣的生杀予夺，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。

这种施用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，可能很多人都有，并不奇怪。但是，在常规情形下，残害、施暴于他人，是被法律、道德制约并制裁的。在中国的专制底下，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，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，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。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。

---刘少奇和文革暴力
作者: 王友琴